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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庆邦:我们的国民性中有一种泥性

文章来源:《中华读书报》(2015年07月08日 第11版) 作者:《中华读书报》记者 舒晋瑜 发布时间:2015年07月16日 浏览次数: 字体:

我们的国民性中有一种泥性,也就是纠缠性,构陷性。这种泥性一旦爆发,会形成集体性的、无意识的人性恶,有着极强的攻击性和破坏力。回顾过去遍地涌起的匪患,还有后来的多次所谓群众运动,都与国民性中泥性的泛滥不无关系。

《黄泥地》,刘庆邦著,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

 

“这里的泥巴起来得可真快,看着地还是原来的地,路还是原来的路,可房国春的双脚一踏进去,觉得往下一陷,就陷落下去。稀泥自下而上漫上来,并包上来,先漫过鞋底,再漫过脚面,继而把他的整个脚都包住了……”

刘庆邦的《黄泥地》自此开篇,那不动声色的铅字却像无边漫延的沼泽,扯住你的目光你的心,愈挣扎愈往下陷。是的,我们都来自黄泥地,都逃不脱这眷恋,这牵绊,这甩不掉的脏与累!作品的起笔很慢,越往后越紧张甚至于惊心动魄,主人公房国春的经历与奋争,他周围的看客的言行,很容易让人想起鲁迅。

或者可以说,《黄泥地》是一部向鲁迅致敬的作品。

读书报:作品开始进入比较松缓,越往后越好看,情节紧凑,高潮起伏。从写作初就设定这样的节奏吗?

刘庆邦:事物的运行都有节奏,一般都是先慢后快,快到一定程度,再慢下来。这是自然规律。文学作品的节奏也是这样,先是“转轴拨弦三两声”,再是“铁骑突出刀枪鸣”。如果一上来就紧锣密鼓,进入快节奏,后面就不好写了。

除了您说的看上去进入有些缓慢,开始出场的人物也比较多,情节的铺排似乎也有些散漫。怎么说呢,这是整部作品的需要,也是我有意为之。它引而不发,在为主要人物的出场营造气氛,搭建舞台。说得不好听一点,是村里人集体性地为主要人物挖陷阱,把陷阱挖得颇有诱惑力,并极具隐蔽性,等待主要人物往里跳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开场出现的每一个人物、情节、细节,甚至每一块泥巴,都是有效的。有些看似闲笔,其实不可等闲视之。还有,小说的开始部分表面看好像有些轻松,内里却暗流涌动,杀机四伏,心弦是紧张的。

读书报:故事发生在80年代,听说是有原形的?为什么沉淀了这么多年?现在再写,会不会觉得可能与当下脱节?

刘庆邦:不能不承认,这部长篇小说的一些人物的确有原型,不仅主要人物有原型,其他有的人物也有原型。小说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塑造人物,特别是一部长篇小说,总得有几个人物能给读者留下印象。而要把人物写得好,我们脑子里须装有很多人物,供我们挑选。好比我们要酿酒,手里得有粮食才行。如果粮食不够,一味掺假使水,再兑点酒精,造出来的只能是假酒。同样的道理,如果我们脑子里储存的没有一些我们所熟悉的人物,写起来就会捉襟见肘。不知别人怎样,我个人的体会,小说中的主要人物,必须有生活中的原型作为支撑。如果没有原型在我心目中活跃着,人物就很难立起来。也许我比较笨,对生活经验比较依赖,我已经写了好几部长篇小说,每部小说的主要人物都有原型。

故事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切入,时间的跨度将近二十年。我写长篇都是向后看,是一种回忆的状态。越是熟悉的事情,越不能急着写,须放一放,沉淀一下。有句话说来也许显得不够厚道,我得等小说中的主要原型人物下世之后,才能动手写这部小说。因为活着的人还是动态的,我们对其往往看不清楚。只有这个人死去了,盖棺了,并埋进土里去了,我们才能把这个人稍稍看得清楚一些,这个人才会在我们脑子里活起来。与当下的生活是否脱节,不是衡量小说成败的标准。我们不必把小说绑在目前高速前行的列车上,“列车”它跑它的,我们慢慢写我们的就是了。小说虽说是时代的产物,并不是时尚的产物,而是反潮流、反风气的产物。小说不是新闻,不见得越新越好。小说是故事形态,故者,往也,过去的事才称得上故事。

读书报:一个人的抗争,想表达什么?

刘庆邦:从某种意义上说,人类就是为抗争而生,与环境、灾难、邪恶、压迫、剥削、歧视、非公平、非正义等等抗争。在抗争中成长,在抗争中生存,在抗争中发展。如果没有抗争,人类就走不到今天这一步,也不会有如今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。而抗争意味着付出代价,甚至是付出牺牲,还常常以失败告终。抗争的教训和预期,使多数人望而却步,一些抗争就变成了少数人的抗争,或一个人的抗争。这样的抗争当然更加艰难,更加严酷,它不仅需要奋不顾身、勇往直前的精神,还具有某种英雄主义的色彩。英雄几乎都和悲剧结伴,但英雄主义仍不失积极意义。

读书报:主人公房国春的经历,让人觉得悲凉。各级政府官员的腐败,似乎轻描淡写,甚至顺理成章,恰恰是这种“顺理成章”,让人觉得无奈和无望。写作这类小说,称之为官场小说也好、反腐题材的小说也好,您觉得难度在哪里?

刘庆邦:“直面中国基层腐败”,这是书的编者概括出来的,并不是作者写作的着力点,也不是作者要着重表现的主题。反腐败当然很好,别人把反腐作为写作题材,我也不反对,但我自己对写反腐提不起兴趣。我认为腐败是由文化土壤决定的,历朝历代都不可避免。想起我年轻时在农村搞高温堆肥,就是把一些庄稼秆、青草和粪肥堆在一起,外面糊上泥巴,让那些东西在里面发烧,发酵,腐烂,然后变成有机肥料。物质土壤有催化腐败的功能,文化土壤也是产生腐败的温床。腐败表现出来的是分子,产生腐败的文化土壤才是分母。不可否认,我们每个人都是文化土壤的一部分。要改变文化土壤的性质,不是短时间所能奏效。

我也从不写官场小说,官场不能构成我的审美对象。有人曾劝我写官场小说,并主动愿意为我提供素材,被我拒绝了。看官场小说都让我心生厌烦,我不可能去摆弄那玩意儿。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敏感点和关注点,我对下层普通民众的生活更敏感一些,也更愿意在他们身上寄托我的审美理想。我对自己的写作要求是,怀抱人道理想,投入自己的生命,以真诚的态度,写人,写人的丰富情感,写人性的复杂性。只要写好了人性,人性生成的背景,以及人性里所包含的社会性,自然会呈现出来。

读书报:小说中还有一个人物,即《农民日报》的房光东。作为本家,房光东处理房国春上访一事,圆滑世故,还有些怯懦、冷酷。您如何看待他所代表的知识分子?

刘庆邦:实不相瞒,房光东身上有我自己的影子。我承认房国春代表的是正义的力量,也佩服他勇于挺身而出维护正义的勇气,但我不会和他站在一边,明确表示对他的支持。人情世故告诉我,一个从村里走出来的人,万不可陷入村人之间的纷争,一旦陷入就不可自拔,会造成世世代代的仇恨。房光东所选择的立场,正是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是非面前的抉择,那就是中庸、自保和逃避。书中还有一位知识分子的形象,是曾经被打成右派的高子明。高子明在村人的争斗中,煽风点火,推波助澜,发挥的是知识分子的智力优势。但他智力的发挥,是以自身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。在书中,我借房国春的口对高子明进行了严肃的批评,也是对知识分子进行批评,房国春说:“你少在我面前耍小聪明,中国的很多事情就坏在你们这些爱耍小聪明的人手里。”

我愿意承认房光东身上有我的影子,是自我反省、自我批判的意思。我对社会现实的所有批判,首先是对我自己的解剖,对我自己的批判。

读书报:最无辜的人物是皇甫金兰。作为一个善良而有涵养的女人,得不到丈夫和任何人的爱和同情,被宋建英掰断手指,她的上吊是对丈夫、对社会、对一切的无望。为什么让这样一个好人死去?事实如此还是您有意设置?

刘庆邦:谢谢您注意到了皇甫金兰这个人物,这个不起眼的人物,的确是我为之倾注了不少感情的人物。有人说整部小说没有一个完美的人物,我说有的,皇甫金兰就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完美人物。她善良淳朴,任劳任怨,忍辱负重,是中国传统女性的典型代表,在她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华女性的所有美德。完美的人物往往容易受到伤害,正是这样一位完美的人物,却在绝望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鲁迅先生说过,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。这个毁灭不是作者故意制造出来的,是社会现实的逼使。皇甫金兰的自杀其实也是一种抗争,是一种无声的抗争。只是这种抗争容易被人们忽略罢了。

读书报:房国春在泥地里回家的描写令人动容。黄泥地是每个人离不开的土壤。它让你眷恋,让你无法自拔,但是很多时候也是甩不掉的牵绊。就像您在小说中所说“不动声色的泥巴就像潜伏在地下的泥鬼一样,伸手就把你的脚抱住”。

刘庆邦:鲁迅先生的作品,致力于揭示和批判国民性中负面的东西,这是一种文化自觉,也是一种对国民高度负责的精神。我们向鲁迅学习,对国民性中负面的东西也应当有清醒的认识。也许不少人都发现了,我们的国民性中有一种泥性,也就是纠缠性,构陷性。这种泥性一旦爆发,会形成集体性的、无意识的人性恶,有着极强的攻击性和破坏力。回顾过去遍地涌起的匪患,还有后来的多次所谓群众运动,都与国民性中泥性的泛滥不无关系。

以我们那里黏性极强的黄泥巴作为隐喻,并安排房国春在步步陷脚的泥巴地里摸爬滚打,让他摔倒在泥巴地里,滚成了一头“泥巴猪”,其寓意可想而知,说白了就不好了。因为任何隐喻都有方向性,也有局限性。

读书报:在小说中,除了正面人物,宋建英是中国小说人物谱系是最独特的一个。她的骂功被您写得酣畅淋漓。您是怎么把握这个恶毒势利的小人角色的?那些骂人的词,是怎么想出来的?您对恶的表现何以会如此深刻?

刘庆邦:骂人也是一种文化,骂文化在我国源远流长,功底深厚。我们那里有一种骂叫“骂大会”,是把骂人娱乐化了。惯于参加“骂大会”的人,三天不骂人就技痒,就着急,三天不挨骂也会受不了。骂人高手在民间,宋建英堪称一位骂人高手的代表。有文章说柳青没见过泼妇怎样撒泼,故意把一盆水泼在泼妇身上,惹得泼妇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,才知道怎样写泼妇了。

我觉得这个办法实在不可取。我生在农村,在农村长大,对农村妇女骂人的技艺和语言比较熟悉。不过,我不能把那些骂人的话直接搬到书面上,那样会显得过于粗俗,不堪入目。我必须用叙述的语言,把宋建英骂人的话改造一下,转换一下,起到刻画人物形象的作用就可以了。

读书报:宋建英找房国春骂战,村里人的围观,您把几个特殊看客的心态描写得入木三分,他们不是担心打架,而是担心打不起架来。这种看热闹的心态写出了国民的劣根性。在写作过程中,您对中国现实生活是否有新的思考?

刘庆邦:《黄泥地》里所描绘的村民对事件的围观,与鲁迅所批判的国民的看客心理不同,它比看客的心理又进了一步,它不再是消极的看客心理,而是积极的看客心理;看客不再是冷漠的旁观者,而是热情的参与者;看客与争斗的双方不是无关,而是利益相关;这样一来,看客不是害怕房国春和宋建英打起来,而是害怕他们打不起来。他们一旦打起来,看客们既可得到精神上的满足,也可以获得渔翁之利。这样的看客更可怕。

读书报:您的语言一向非常讲究,在这部作品中,也许是情节掩盖了语言,您觉得呢?

刘庆邦:您是说这部小说的语言不太讲究吗?不会呀,我一向重视小说的语言,对语言向来一丝不苟,哪里出语言,我的小说就往哪里走。只要语言好,小说就不会差到哪里去。现实中的故事五花八门,千奇百怪,我们的想象几乎赶不上现实故事生产的步伐,我们只能在语言上下功夫,在语言上找齐。好的语言才是一个作家的看家本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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